安徽省合肥市政协副主席戴夫接受审查调查

（二）数字人格成为规训权力的载体 与算法治理相比，传统基于法律法规和司法系统所做裁决（即对现实的法律建构）是低效、迟缓的。

就此而言，中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面对欧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的竞争压力，是否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道路，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016年，《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而且应当获得个人的知情同意。

每个人都有权访问收集到的有关他或她的数据，并有权纠正这些资料。此外，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基础具有多元性，有的信息权利可能对自身、他人、企业、市场与公众都有负面影响。[48]同时，由于此类武断选择，个人信息知情权和选择权也造成了企业与公共机构无法合理有效地收集与利用此类信息为个人提供服务，为个人提供更多的便利。公开扭曲他人形象致误解(false light)。[12]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38-59页。

正如本文所表明的，分析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首先应当认清其适用前提。一旦脱离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相关的个人信息权利主张就可能丧失正当性基础，蜕变为形式主义。由于人民的意识尚未觉醒，数据资本主义不顾数据本体的隐私进行野蛮开采，由此导致权力失衡。

与传统监管以对人体内在或外在惩罚为对象不同的是，社会信用监管依赖规训权力，基于此形成的算法行政是一种通过算法评价来实现内外结合、集奖惩一体的资格化管制。[xlviii]亦即，在算法控制下的数字人格具备预测功能，这是监控资本主义不断投资于挖掘信用数据的原动力。四、算法行政：规训权力的法律规制 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制度建构，必须厘清该制度内部权力的构造，才能明确必须采用法律进行规制的对象。监控资本主义下私人数据控制者掌控数字人格的目的在于牟利，这使得数字人格与个人隐私权之间产生张力。

我国必须警惕因公私合作而导致社会信用体系被数字资本绑架，因此保持社会信用体系的公有性、独立性尤为重要。在此视角下，社会信用体系是针对数字人格的问责机制，通过算法分析下自反式操作进行管理，将社会、经济、道德、文化、政治或宗教目标整合到数字人格中的全新治理形式。

此时，权力作用对象不再基于其能力，而是基于其形象。基于数字驱动的信用评价机制并非由权力控制者单方面决定，这使得算法控制下信用评价机制具有客观性。基于信用评级的奖励和惩罚，数字人格刺激并反应出全新的生活世界。监控资本主义利用数字痕迹积累的新兴逻辑，实现对信用数据的收集、分析、利用，这是一种基于大数据产生的新制度，它产生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并产生了其概念、权力以及权力的使用。

同时，借助于现代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信用体系超越了全景敞视主义下中心化监视机制，数字人格可以在区块链技术下完全实现去中心化，并在人工智能主导支持下自动实现实时全景监视。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数字人格的权利主体不再具有单一性，而是多元复合体（数据本体、私人控制者、政府等）。[liv]参见Backer,Larry C,.Next Generation Law：Data Driven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Based Regulatory Systems in the West,and Social Credit Regimes in China.Access November 18,2019.https：//ssrn.com/abstract=3209997. [lv] [英]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庞弘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23-124页。然而，基于信用数据私有化，西方国家无法在数字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建构社会信用体系。

[lxxii]这将成为未来数字行政法权力配置和审查的核心要素。[x]参见Backer,Larry C.,Next Generation Law：Data Driven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Based Regulatory Systems in the West,and Social Credit Regimes in China,Access November 18,2019.https：//ssrn.com/abstract=320999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209997. [xi]参见BevirMark,Rethinking Govemmentality：Towards Genealogies of Governanc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13,No.4,2010,pp.423-41. [xii]参见HorkheimerMax,Eclipse of Reason,London,Continuum,2004,p.26. [xiii]参见Moulier-Boutang Yann,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2011,p.128. [xiv]参见Hardt et al.,Assembl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213. [xv]参见BerardiFranco,And：Phenomenology of the End,South Pasadena,CA：Semiotext（e）,2015,p.316. [xvi]参见Sarah M.,West Data Capitalism：Redefining the Logics of Surveillance and Privacy,The Govern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Big Data,and the Internet：New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BusinessV Vol.58,NO.1,2019,pp.20-41. [xvii]参见Zuboff S.,The secrets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Access November 18,2019.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debat-ten/the-digital-debate/shoshana-zuboff-secrets-of-surveillance-capitalism-14103616.html. [xviii]参见Fuchs et al.,Introduction：Big Data Capitalism-Politics,Activism,and Theory,in：Digital Objects,Digital Subject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London,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p.1-20. [xix]参见LazzaratoMaurizio,Signs and Machines：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South Pasadena,CA：Semiotext（e）,2014,p.25. [xx]参见赵青新：《开放式信息应用能否带来多边互赢？---读〈黑箱社会〉》,载《时代金融》2016年第7期。

贷方使用心理计量学和大数据被视为有益的金融创新，并认为金融普惠项目将金融逻辑的应用描绘为产生更公平和负责任的普惠制度的手段。与数据资本主义侧重于研究技术的历史发展以及将信用数据变成互联网时代核心商品的经济和体制实践不同的是，监控资本主义提出其利润来自对人类行为的单方面监控和改变。

社会信用体系通过量化来规范行为是规训权力的运作基础，由此建立一种新的、可量化排序的数字人格，用以捕捉和展现美德并确定其在社会上的整体价值，通过算法行政的引导逐步形成诚信文化氛围，最终以确保对国家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公民之间的信任。数字人格的生成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独特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律制度构成根本性挑战，以至于提出质疑：当人们拥有传感器和反馈机制时，为什么要依靠法律？如果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使用当今的流行语是基于证据和以结果为导向），那么技术将提供帮助。[lxxiv] 从发展过程看，数字行政法意在实现数字人格法治化，其可行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规训的功能社会化转换，各种机构被要求生产而非压制社会现象。[ii]那么，为何在我国境内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会让西方社会如此焦虑？如果以西方金融信用系统为参照系可以发现以下事实：从表象上看，西方社会的极力诋毁社会信用体系有可能是因其公有化属性，将在未来断绝私有化下监控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viii]随后，国务院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整合各领域信用信息，实现各地区、各部门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利用大数据标准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ix]从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发生质的变化。

但从本质上看，其真正原因应当是我国以数字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自我约束来加强权力关系，而无需强制性权力，该特性在西方被称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化，其超前性已引发西方社会的危机感。因此，确定算法行政的法治作用空间需要与监控资本主义下的法律规制对象展开对比才能显现。

亦即，数字社会的法治已经转向对算法行政的规制。为此，算法行政是指代建立在自动收集、汇总和分析大数据基础上的某种类型的规范性或政治理性，以建模、预测和先发制人地影响可能行为。

[lxiii]虽然有学者将之拓展到政府规制工具层面，但是囿于文本主义的法律视角仍无法契合基于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本质。[v]进而，算法治理将在多大程度上替代现有的权力支配模式和法律框架目前尚不清晰，这在引发西方社会不安的同时，国内也在质疑社会信用体系与法治国原则相悖而存在致命的合法性危机。

为此，数据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对数据商品化进行权力的不对称再分配，而这种权力的分配会偏重于有访问权并具备具有数据理解能力的参与者。随着网络技术、视频数位技术等科技的发展，数据化个人轨迹变得可识别、可收集、可保存、可检索、可整合和可共享，任何人或事的相关过程均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重现。社会信用体系是通过信用数据公有化生成集体民主下的数据公开模式，由此民众充当执行或监管所需数据的积极贡献者。[lxii]因此，社会信用体系中法律的规制对象已经转化为规训权力建构本身，法律制度应当围绕政府利用数字人格进行算法治理的合法性、正当性展开，由此生成算法行政的法治化空间。

基于数字人格的预测功能，由此产生完全不同于现行法律社会的财产和契约制度的财富分配机制，成为全新的市场分配机制。进而，与监控资本主义单方面控权不同的是，社会信用系统的公开性使得社会多元主体均有机会监视对方，各方主体均成为监督者，完全契合全景敞视原理下的规训社会。

国家和政府在功能上面临挑战，比如政府社会化（公私合作）、国家角色转换（国家演化为算法提供者、掌控者和监管者等多元化身份的综合体）等。[lxiv]事实上，在算法行政下，操作社会信用系统的人承担着传统行政法上行政主体的角色，法律的功能也从命令和服从的方法转变为遵从和激励的系统。

相较于国外监控资本主义推动的、局部而分散的小规模金融信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因涵盖市场、社会、政府、司法多个领域而具有大规模、全局性和公有化特征。[lx] 因此，社会信用系统是具有可比性、基准化的量化系统。

然而，在数字人格私有化下，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不受控制的数字资本只会与政府联手合作，最终侵害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与之相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实现信用数据公有化的数字社会主义，用以维护社会整体交易安定性、实现社会秩序治理、降低交易成本。算法行政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彻底重塑未来社会形象的方式将社会和政治规范嵌入社会信用系统。[xxxix] 基于以上两种属性，对信用数据的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其客观性，并抑制其侵入性。

这使得社会信用监管者能够进入以往传统权力所无法企及的私人领地，将行为人的私人空间（包括心理状态、行为道德等）统统纳入社会信用系统的监管之下。本文基于数字人格进行初步探索，并建议发展数字行政法是社会信用体系法治化的现实路径，但具体的法律制度建构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lxxv]社会信用体系以一种全新的、不以传统法律为基础的法律形式出现，使整个网络化社会成为善良灵魂（守信者）的生产场所，同时也是改造恶行（失信者）的监狱。因此，社会信用体系的奖惩机制本身已构成规训，进而在算法控制下规训权力将自动发挥作用。

（二）建构数字行政法的必要性 基于数字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将重新塑造数字社会的法律逻辑，就像工业资本的法律逻辑塑造农业社会的法律制度一样，由此挑战法治国既有的法律原则。基于个人信用的数字化全球架构将有界组织的电子文本转变为一个智能的、跨界的数字化生物。